职业理想是厨子
记者:战友引你上文学道路,他被视为疯子,而你却成功了,这是因为你先脱离了原来的环境才开始写作的缘故吗?
刘震云:人走上不同道路,有时生活把你推到一个位置,还有可能你遇到一个人一件事一句话,突然觉悟。这个人这件事这句话晚说五年,耽误你的觉悟时间十年,一灯能除千年暗,一智能破万年愚,说的都是这意思。一开始写东西总是误打误撞,写着发现你和作品主人公的相遇,有时冥冥之中也是一种必然。你正好走在路口,碰到另一个,说去哪儿?去汴梁,吸烟说话投脾气,一块去汴梁,我不觉写东西是辛苦的事,因为还有另一个人和你做伴,就是你作品主人公。俩人越谈越深入,在车马店住下,谈着谈着鸡叫了,天亮了,各自做小生意去。疯了的朋友在我少年时代起这样的作用。
记者:你无意改变命运,只是碰到合适时机合适的人?
刘震云:话不是这么说,这个人突然说这句话你觉悟了,从此走上另一条路,和你本来想的不一样。我小时从没想过当作者,我妈不识字,我妈她妈也不识字,我以写字为生,半夜醒来后脊梁还出汗呢!
记者:你小时想做什么?
刘震云:一个是到镇上当厨子,特别温暖的职业,守着炉火。第二个理想是到乡村戏班敲梆子,月光下清脆嘹亮。第三个理想是当乡村教员,在孩子朗朗读书声中想自己的心事。都是上大学把我害的,前三种职业有个共同特点,就是留在我外祖母身边。上大学把我推上了第四个道路,就是当一个作者。但是,职业转换并不关键,关键是你走上第四条路,遇到的都是前三条路上不同的动物,于是你变成了另一种动物。
记者:农村家长希望孩子走两条路:做官或成为文化人,你家长对你有这样的期许吗?
刘震云:没有,我外祖母对我要求:能娶个媳妇,能够日子不太穷,要有一辆加重自行车,带她去集上。
记者:乡村长大的作家往往会把少年时经历的苦难、贫穷变成永恒的写作主题,你是这样吗?故乡对你有多大的影响?
刘震云:如果少年苦难对写作造成特别大的影响,是特别荒唐的事,少年欢乐喜剧也会成为写作材料。经历对作者不是特别重要,重要的是他觉悟了,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,把相同事情看得特别不同,是作者根本的价值。生活积累对每个作者都是一样的。
记者:你在什么阶段形成方法论?
刘震云:30多岁吧,觉悟得比较晚,至于河南对我最大的影响,是语言。河南人把我害苦了,再没有一方水土养成河南那么幽默的人。
记者:河南人是最幽默的人?
刘震云:河南人不正经说话,两人打招呼,吃了么?也不说吃没吃,说明天吃,说这话不是非要吃你家饭,而是就这么风趣。别人到他家,他马上说:呦,又是吃过饭来的,又是不抽烟,又是不喝酒。河南人马上回答,吃过昨天的,不抽差烟,不喝孬酒。当我把河南人说话习惯带出去,我发现屡屡碰壁。不管形而上形而下,他把河南人的玩笑话当正经话听了。更可怕的是,有时朋友一翻脸,他会把你上次的玩笑话当正经话,时间地点氛围一变,话一下子走味了,比朋友翻脸更可怕。我现在也不像河南人那么说话,我已经不是河南人了。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动力,把对世界的姿态放在小说里。
记者:你的河南人身份给你带来困扰么?尤其在北京,河南人被视为狡黠、骗子。
刘震云:也是对河南人的一个误会,说话方式产生的歧义,河南人挺老实的。别的地方人不懂幽默,河南幽默幽到了极致,放到宋朝就好了。河南人说话挺文气的,村里人把工具叫物件,北京人说这人真逗,河南人说这人很古;说不好就是恶道,上升到哲学境界;说别客气是别外道,饥荒是饥馑,这人不和别人计较是不争竞。
编辑:
邱文辉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