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震云穿着一件泥土色的光板棉袄，还是中分的发型，上一次见到他是在《手机》的首映式上，所有演职人员盛装出席。当冯小刚郑重地推出刘震云，他慢慢地在众人注视中上台，上半身尚属体面，却有一个裤管卷到小腿处，恍然不觉。同在海马影视创作室相处过的作家谈起刘震云总会定义他为“河南农民”，其实刘震云只在河南生活过15年，比起阎连科、李佩甫、二月河，他在北京的时间远超过河南，但他的乡土标签却贴得比任何人都牢固。甚至有媒体建议他给河南人做形象大使，他反问:“我同意，一亿多河南人同意吗？”他自觉地在作品中注入故乡元素:《故乡面和花朵》、《故乡天下黄花》、《故乡相处流传》、《温故1942》，即使在故事发生在北京的商业片《手机》里，他也不忘让主人公严守一成为河南籍，演员们都要转几句极不标准的河南话，影片的开头结束必须在村里取景。刘震云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，上面写满他临时忆起的河南方言。

他的入行故事非常戏剧化:新兵连里的一个战友酷爱写作，引他走上文学道路。当刘震云去看望复员的战友时，发现战友因为总看书，不下地干活，被村里人视为疯子，于是他疯了。刘震云也写作，他却没疯，他复员回家做了短暂的中学教员后，考上北大。

第一次做制片人，《我叫刘跃进》依旧是一个关于河南人进城的故事，影片的海报上画着两只羊腿踩着一条滴血的狼尾巴，画外音“我不是故意的”。这种扮猪吃老虎的口气很像蔫蔫的刘震云，他永不会正面回答你的问题，比如影片宣传方称他是“执行制片人”，他会否认，但在另一个采访中他又说漏:“做了一回制片人，我的体会是，什么叫制片人？就是四处求人的人。”他的口头禅是在阐述了一大通之后来一句:“其实这也不是我想说的。我想说的是……”说完这段后，他又说:“这也不是我真正想说的。”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对他的评价是:刘震云的话永远辨不清真假。他的师弟王锦锋在一篇文章说:“他的性情如他的名字一样，沾染了一些云气的氤氲与逍遥，当你认为看清他时，其实他还十分遥远。他的身上既有农民式的纯朴，又有农民式的狡猾。”有一次在黄山游泳，他像浮尸漂在水面上，众人起哄不让他上岸，他不动声色保持怪诞姿势漂走了，有人笑骂他:“装死。”

他现在仍是《农民日报》的编委，除了主编、副主编，只有他享有独立办公室，但他不领工资，这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:“我没有花纳税人的钱。”事实上，为了这部《我叫刘跃进》的“作家电影”，他搭进去几十万元，这个电影实行的是包预算制度，超支部分要由作者自行承担，一个知情人说:刘老师基本上等于白写了。可是他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些。

“我自主权挺大，我不说话”

记者:所谓作家电影，是号召名作家都来拍电影？

刘震云:这个电影不是我拍的，我也不是制片人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写小说改编成电影，中国电影是八月十五的月饼，包装华丽，一打开馅是馊的。作家电影从内容、作者出发，有点像大兴西瓜节。

记者:很多作家都认为编剧是赚钱手段，小说才是理想，是正职。在你心里有高下之分吗？

刘震云:提出这个问题会偏激，好多人觉得小说文本比剧本高，就文体上讲，我觉得没有高下之分。在唐朝初年，唐诗不被看重，真正高贵文体是六朝骈文。宋朝真正高贵文体是律诗，词是淫词小调。元朝剧本也是下流文本，明清小说本小，祖师爷柳敬亭，说书场转变而来，不是多么高贵的职业。文体的转化，拉开时间看，也就转眼之间。小说也有味同嚼蜡，剧本也有特别好的。唐诗有李白、杜甫，宋词有李清照、柳永，元剧有王实甫、关汉卿，小说有曹雪芹，他们在文体上非要分个三六九等吗？你要和英国人说巴尔扎克比莎士比亚高明，英国人该和你急了。老舍是个小说家，但他真正最好的东西是话剧，《茶馆》比《骆驼祥子》高明几倍。我从来不觉得写小说是多高贵的职业，各种文体都能产生好作者。我说的还不是这个，具体说到我，有这么几个作品改成影视，都是朋友当导演打个电话:改成电影行么？我说行。就这么来的。

记者:你的权力有多大？中国的现状是导演中心制，但名作者又可以影响导演。

刘震云:你改编成电影时，它是另一种艺术形式，发言权有多大，首先考量你的发言是对是错。如果你发言是错的，你还插言插语，你会把这个事引入歧途。我自主权挺大，我不说话。

记者:可是以《手机》为例，如果不是刘震云做编剧，严守一就不会是河南人，且不管这河南背景和全片是否和谐。

刘震云:那是因为小说本身严守一是河南人，情节和故事是这样，基本拿这么一个人物、情绪、结构移植过来。小说和电影确实是两个特别不同的东西，小说和电影是完全不同的方向，电影上了桌面一盘菜，色香味俱全，小说是去厨房的过程，包括捣蒜。电影主要是冯导在做，我没有过多插言，这不是谦虚，是事实的真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