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凤凰非常道》：我们印象里面，您可以算一个文化评论家了。

 

陈丹青：其实是一个多嘴的人。批评没有那么容易。

 

《凤凰非常道》：今年您在行动上有更多的建设性，包括汶川地震也第一时间创作了作品，包括参与了开幕式，最后可能还有一系列的活动，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从一个言论派，变成一个行动派了？

 

陈丹青：我其实一直是一个行动派，我被大家以为是个言论派，我在清华就是想做事情嘛，可是我行动不起来啊，不让你行动啊。你干不成事情。所以只能走，走的时候，就要骂一下子，所以大家以为我是个说空话的人。我从来就是一个做事情的人，问题是有很多事情你做不成，它不让你做，或者让你按照它的方式做，我就不适应了。所以到了奥运会，我就是很愉快的经历了，就是百分之百的做事情。

 

《凤凰非常道》：那跟艺术家的个性有关系，您自己也说了，其实我最大的幸福好像就是一个人躲在画室里面？

 

陈丹青：对啊，做事情嘛，艺术家都是这样的，尤其是画家，都是工匠啊，张艺谋反而用不着做事情，一天到晚在那儿讲话，导演不是一个做事情的人，导演很累，非常累，没日没夜的，但是他不用自己的双手去做事情，我一进这个屋子，就是用手在做事情，真的是一个干活的人。

 

《凤凰非常道》：比如说一般的这种画家，可能潜心下来，可能好长时间创作一部作品，像您还要出去做一些报告、采访，或者是一些签售的活动，那会不会影响到您的创作？

 

陈丹青：会啊，一直有人在批评我：你是画画的，怎么在外面胡说八道呢？我的确也是浪费的很多时间，但是我在小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我很快会进入一件事情，你们一走，我5分钟内就接着写我昨天那篇稿子，或者是画画，这是长期的一个经验。

 

 

《凤凰非常道》：你需要一个合适的氛围吗？比如说搞创作？把自己搞到野外去？

 

陈丹青：其实我们这些人因为是野路子出身，我们干活不太讲究条件，就是那些工具在你手边，你差不多就可以干活了，而且干一会儿就进入状态了，这是长期形成的，几十年了，我不会说等一个条件，这些条件具备了，我才能够画画，用不着。

 

《凤凰非常道》：你比如说平时那些观察呢？就像我们看西藏那个组画的时候，其实您当时对西藏人物的描摹，就觉得是非常的日常，比较有人性化吧，用不专业的语言来说。那比如说现在这么一个繁华的这个时代，这么丰富的一个生活，各种各样的人物，我不知道您是通过什么角度，比如说您要画人物的画，您是通过什么去观察人物？或者说您觉得这个人物值得画？

 

陈丹青：这是我的一个困境，你看我现在在画，我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理由去画一幅人物的创作，一方面很多人已经画了，像刘晓东画得那么精彩，我不能重复他的路子，而且我也画不过他，但是我画什么，这真的是一个问题。我周围的视觉景观已经跟我年轻时候不一样了，我自己年轻时候的创作，那个美学观也有很大的变化，我回不去了。

 

《凤凰非常道》：我想知道丹青老师为什么当年选择回国？

 

陈丹青：就是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啊，从家庭的角度讲，我女儿上大学了，我基本上用不着操心了，我可以走开了，差不多都是在2000年左右，2000年她上大学了，然后我觉得可以回来了，此前我也经常回来，因为我觉得中国开始在变化了。

 

《凤凰非常道》：在哪边的生活更舒适？

 

陈丹青：我在这儿的生活跟纽约差不多，永远都是很忙的在做事情。

 

《凤凰非常道》：那社会环境呢？

 

陈丹青：社会环境当然不一样了，这完全是两回事情，这儿污染很厉害，纽约一天到晚都是碧蓝的天，跟西藏一样。还有就是人很多在中国，但是我喜欢看到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喜欢很近地看着中国这个剧情怎么变化。2000年回来到现在变化非常大。

 

《凤凰非常道》：您离开了那么久，您在国外改变了多少，就是说自己骨子里这种中国的东西？

 

陈丹青：某一部分什么都没有改变，某一部分彻底改变了。就是我的政治态度，然后我看中国和看世界的看法，我完全被改变了。但是我的性格一点都没有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