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军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第一个项目正在改写剧本，但他似乎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，“有可能做导演，也可能做演员，看精力如何。我想拍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自己把控力更强一些。”过了一会儿他又说：“组建工作室也没那么好做，只想证明我还有激情和热情。”按照星座理论，双鱼座的他理应优柔寡断，性格绵软，但是胡军给观众留下的偏偏是刚硬印象。只有在面对未来时，他才显得没有计划性。

 

胡军的爸爸胡宝善是海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，伯父胡松华曾在大型史诗《东方红》中担任独唱，在1964年，那是至高无上的政治荣誉。胡军从小在歌剧的熏陶里长大，“(歌剧)我永远叫不出名字，但听上一句，我能哼下一句。”中戏读书时，流行的是崔健、罗大佑、李宗盛，胡军听的是美声，“一帮人指着我说：‘没文化！摇滚乐是种精神。’我说：‘操’。”

 

虽然他爱听，却不表示爱唱。父亲着力培养子女，胡军要参加少年宫的合唱团，要学小提琴，他的姐姐学琵琶，妹妹学钢琴，三个孩子一人一个乐器，必须的。“我妹我姐都不错，就我扔在半道上了，学了两年就不学了。现在只会摆姿势了，我爸经常打我，觉得我不争气，不继承他的衣钵。”胡军高中毕业之前，父亲已经为他铺好路，作为第一批留苏学生，胡宝善有很多人脉，他和音乐学院讲好，连老师都替胡军分配好。可胡军不喜欢，那时他们家只有两间屋子，住了有将近十口人，“我爸还占间房唱歌，哇哇的，耳朵里磨出茧子，直到现在70多还在练声，我很钦佩我父亲，那种人才叫艺术家。但我小时就烦，耳朵嗡嗡的，他一唱歌我妈就带几个孩子遛弯，家里留给我爸和我大爷，俩人互相切磋，他们很享受，对于我们是磨难。”出去玩，打土坷拉仗、溜冰，才是胡军最爱干的事业，“76年地震对于我们孩子是种解放，一开门就到外面去了。”

 

为了不考音乐学院，他听了一个幼儿园老师的劝，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，两个学校都考上了，他母亲是话剧演员，建议他去中戏。

 

进校之初，他们都以为这个班是北京人艺的定向生，因为他们的辅导老师是苏民、童棣、薛翠，毕业大戏由院长于是之亲自审查。可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进入人艺，于是之审查的目的是挑人，在大学一年级时，就要从25个学生中淘汰五人。“太可怕，你无法想象那种紧张。徐帆他们是补招的，他们上三年大学拿本科文凭，赚了。”被劝退的学生打回原籍，等于白白浪费一年，还要重新参加高考。期末考试一结束，挨个被叫进办公室，一群老师盯着他，开始宣读成绩。“胡军：声乐不错，形体有点次，表演……”胡军说：“表演一大堆问题，我汗就下来了。”从没学过表演的他，毛病很多。“现在让我回去我不敢上了，四年盯不下来。当时抱着玩的心态，半个月后我马上喜欢这行当，那种新鲜感、气息，一下子抓住我的心，这些全是老天的安排。”

 

尽管专业课成绩没有同学陈小艺这样的优秀，胡军仍然是班长，形体课上的领舞，因为他个儿大。他每天和同一届的孟京辉、郭涛、张一白、张扬混在一起，穿着脏兮兮的大棉猴，为了多睡十分钟，不梳头、不洗脸、不刷牙就跑去上课，老师夸他们“这样挺好，没功利心”，他那时是艺术青年的状态，“全看戏剧的东西，自己瞎琢磨，大家讨论，可以大打出手，互相谩骂，把人家的排练场的门撬了，我们去排练。”

 

结果是他们捣鼓出了校园戏剧，品特的《运菜升降机》、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、《我可怜的马拉特》、日奈的《阳台》……有一天早上八点半，校长徐晓钟召集导演系、表演系全体老师和各系主任开会，把孟京辉、胡军等人叫到院办公室，“大长条桌子，坐满系主任，徐晓钟说：“孩子们来了，坐，坐。”让他秘书拿来两大袋巧克力：“早饭没吃哈，先吃再聊。”把几个小伙子感动得不知所措，徐晓钟说：“校园戏剧是个好势头，鼓励。这帮孩子打了个旗帜，所有人都支持他们。”从此，校园戏剧在中戏成为了特色与传统。胡军，也成了校园戏剧绝对的男一号。

 

毕业的前三个月，父亲的一个朋友，某剧团团长说：“让儿子来吧，愿意拍戏就拍戏，拍话剧就拍话剧。”胡宝善催促胡军赶紧去提档案，他去教务处，别人告诉他，他的档案已经被人艺提走了。“我在学校一直站在舞台中间。”这个站在舞台中间的人，到了人艺却被安排在了舞台一角。他开始一年半的龙套生涯，角色是当兵的，挎着大刀，台词只有“是！遵命！出发！”

 

“从中戏毕业觉得自己是学院派，眼睛是长在顶上的，一到人艺就傻了。一看那帮老演员，忽然觉得自己哗地掉下来，真不算什么。最重要不是舞台上看他们，而是排练、在后台和他们在化妆室的相处，人艺是个很老的单位，它有自身的精神、习惯。”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同学都在跑龙套，陈小艺、何冰一上来就演主要角色，作为班长的胡军颜面扫地。胡军反思过自己的霉运在哪儿：“我不知道，有可能我的形象和人艺舞台不符合。人艺主要排老戏，那时大家都用各方面适合人艺的。”

 

那对他顺利的人生是个打击：“说句实话，人没那么高境界，时刻准备着，回过头来我可以说我在磨练自己，那时候就过不了这坎，选错行了，直接就不自信了。你干什么去？重新再来过？”最后他自己把自己拧了过来：“自己劝了自己，这是老天给你的，你必须经历这个阶段，别着急，你是个男的，不是个女的，女孩子像陈小艺、徐帆、江珊她们就应该早出名，从青春、形象上讲，男孩子就比女孩子占优，时间上可以拉更长，她们出来，我由衷为她们高兴。我相信不会等太久，起码这点自信我有。”

 

与此同时，他接受剧院的任务，一直在排小剧场话剧，在小舞台上获取自信。“在人艺当龙套，在外面当主角。”可这主角也并不那么好当，1998年，他三十岁，觉得无论如何要给所学专业一个交待，他和几个同学凑钱排演了《保尔·柯察金》，赔了40多万，他又主演了李六乙的话剧《原野》，从马桶中拿出可乐的那版。“观众反映：想看看不懂，想走走不了，想睡睡不着，是这个戏的写照。”他不怕得罪李六乙：“他也经历过很尴尬的境地，我可以去拍影视，他可以拍戏曲，他是个在舞台上非常坚持的好导演，只是那时大家都都非常迷茫，人艺派的任务，你有权力挑剧本吗？‘哎呀，不行，我不演’。这不是电视剧和电影，人艺那时有很严明的纪律。演伤心了，话剧对我们一代人而言，是特别崇高的东西，是有戏剧精神存在的。”为了让脑子里还保存着戏剧的美好感觉，如果话剧市场不发生改变，他决定不再演舞台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