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凤凰网《凤凰非常道》独家稿件，转载请注明出处）

说家庭教育：下乡时与父亲通信频繁，自学英文考大学

主持人李鸣：我们在网上提前在网上调查，网友问了很多事，国际政治舞台你讲了不少，家庭生活也讲了不少，退隐生活你也讲了不少，教育子女，你刚才说了你的家庭里面有子没有女，咱们不妨谈谈你和吴老的故事吧。

吴晓镛：其实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像现在，比方说我母亲经常说，说我怎么长大她都没概念。因为我们那时候，小时候幼儿园可能家长多管一点，送幼儿园，孩子生病去看看。一旦上小学以后你就是上学，吃完饭到院子里面跟小孩玩，至于说我小学怎么读完怎么考上三十五中根本没有概念。起码在我们家，至于说我的小学成绩到底怎么样，三十五中到底是不是重点还是怎么着，你报不报三十五中他们没管过，我父亲更没管过。当然三十五中不一样了，刚上就文化大革命了，老头子被抓起来了，我妈妈被关进牛棚了，我妈妈在师范学院工作。三月份我父亲被关进去，到十二月份我就下乡了，三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一人在家反正是瞎折腾，你说15、1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？

主持人李鸣：我们可以从电影里面想象一下吗？

吴晓镛：不是那样的，那是艺术的创作，源于生活可能有点描绘超出生活不太准确。那时候我下乡，我们家等于是三个地儿，老爷子在哪儿根本不知道，收入也不知道。我一个人在山西农村，每个月挣点工分，一个工分一毛钱，反正一个月我算下来大概挣不了八块钱。

主持人李鸣：是在阳泉吗？

吴晓镛：阳高，年轻人在长大的过程中家长对他的影响，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。比方说要诚实、要勇敢、要负责任。不是你的东西不能拿，别人随便给你东西不应该要，像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潜移默化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，用不着讲，用不着一天到晚跟你，你应该怎么着。后来在山西插队五年，实际上到第四年的时候我们村里没什么人了，该走的都走了，能走的都走了。

特别是我们北京三十五中，那时候三十五中是男校，就是岐山副总理是我的校友。下乡六个男生有的当兵、有的去工厂，有的身体不好病退了，到1972年的时候就剩下我一个。实际上1972年我也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报考不报考，哪个学校到你那里招生就是它，那时候二外到我们学校招生，我说我去吧，当然它也是综合性大学。本来挺有希望能够录取的，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放出来了，在干校还没有回北京，结果弄到最后没我，完了我从男生的角度讲，那个村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当然还有一个女生。我就琢磨我就不信我上学才能学英文，我就自学。

主持人李鸣：怎么学呢？连书都找不着。

吴晓镛：那时候有卖书，当然还没有出“许国璋英语”什么的。买了点中国的大学英语教材，然后又买了几本简写本的英文的小说，那是我妈妈给我买的。我大学英文很快处理完了，三四个月。完了以后语法该练习的也都做了，我接着干吗呢？我说翻译得了，开始翻译一些英文简写本的小说。那个时候不是说我整天不干别的就干这个，那时候我在我们生产队还负责试验田，相当于生产队长，每天得带着老乡下地干活，干完活回来等村里那些年轻人还愿意到我那里玩回儿，掰腕子、打扑克。村里点不着灯到晚上十点开始供电，到那时候我才开始看书，如果没有电的话我点着煤油灯看书。

那时候我憋了一股气，我就不信弄不出来。这个时候跟老爷子交往比较多，每个礼拜，恨不得每天都会给他写信。写信把我碰到翻译中的问题，这句话不知道怎么翻了，字典也查了还是不知道，写信寄到河南，他看完了他给我回过来，我们俩的信频繁，就这么着我在这一年期间翻译了六十万字。当然第二年1973年，那年实际上是考的，我交的是有分的卷子，当年还有交白卷的。我们那届里面都是外交部的骨干了，孙玉玺，现在的副部长叫傅英。还有驻联合国张业遂比我高一届，但是我们俩在一个乐队里，那时候我玩小提琴他是指挥，张业遂现在也是副部长，他可能要当联合国驻联合国大使。我们那批人出了相当一批很出色的外交家。

主持人李鸣：你刚才讲1973年、1974年就考过。

吴晓镛：不是，我们考过了以后说是我们怎么了，交白卷的哥们变成英雄了。毕竟我们是考进去的，没有文化是进不去的，最后好多考不多的真正被淘汰了，当然那个人除外。

主持人李鸣：你是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吗？

吴晓镛：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去广电部了。那时候我们73届外语毕业生，现在在外交部都是骨干。

（凤凰网《凤凰非常道》独家稿件，转载请注明出处）